为邓小平生死一搏

    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，间隔了整整10年。无论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叶剑英，还是江青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，他们都非常清楚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，必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、命运，从国家领导人到各部门领导人，由谁来掌权，情况大不一样。

    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回忆：

    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，身体很虚弱。从1974年10月下旬起，他在305医院分别找人谈话，征求意见，我去了七次。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、副委员长和总理、副总理、部长的名单，是总理亲笔写的。12月20日凌晨，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，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，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。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？因为要不留痕迹，警惕“四人帮”插手。

    1974年12月21日、22日，根据讨论结果，形成了关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、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套方案。

    在这三套方案中，有交叉，有区别，有的甚至尖锐对立。意见不一，只好请在长沙的毛泽东定夺。

    为了让毛泽东充分了解情况，周恩来决定亲赴长沙，与毛泽东作最后的协商。

    这时的周恩来，身体已处于极度虚弱状态，便中再次发现潜血，按医务人员的要求，必须立即进行检查治疗。医生向周恩来表示了担忧。周恩来回答：“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，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能不能去长沙，负责周恩来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。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，经过慎重考虑，叶剑英最终代表几位老同志对医护人员说：“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，眼下暂不能提（立即进行检查治疗）这件事。”叶帅反复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：必须尽一切努力，控制住病情，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。

    对于叶帅，张佐良大夫（周总理最后一任保健大夫）是绝对信任的，如果总理外出，那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，势在必行的行动。他赶紧安排医务人员的名单。随后他又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邓大姐。邓大姐虽然不参与丈夫的政治活动，但是政治嗅觉却很敏锐，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中国又一次面临选择。她一听是叶帅安排的外出任务，自然对医务小组成员名单没有异议。

    “这次执行重要的政治任务，‘一个名单，两个报告’。你们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，决不能发生意外。”叶帅一一和护送总理的医疗人员握手，每个人都能感受他手掌传送来的力量。

    12月23日上午，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，准备乘专机，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。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，不给江青他们留下“私人会谈”的话把子，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，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，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，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。

    等了许久，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，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，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，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。

    周恩来却很有耐心，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：“想办法叫他一同走，能少飞一次专机就少飞一次，为国家节省开支。”

    王洪文回答说：“让总理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微微一笑，不再说什么，便登机先飞长沙。

    王洪文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，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商量对策。二是两个月前他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、邓小平的状，这次和总理同机，他多少有些难堪。

时常听到有人把“着急”的“着”读成一声zhāo，这种读法是否妥当？谢谢。

    下午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商量之后也飞往长沙。

    晚7点，周恩来、王洪文先后到达主席住处。一见面，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，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。周恩来一一做了回答。

    两位老人谈了很多，也谈得很投机，他们或许意识到，这种会面有生之年已经不多了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：朱德同志仍然被提名为唯一的委员长候选人，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，邓小平被排在副总理的第一名。大约两个小时，结束了这次汇报。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，不由得轻轻舒了口气。

    卫士迎上去接过他手中的皮包，轻声问：“累吗？”

    周恩来一脸轻松，回答：“不累。”上车后，张佐良大夫数了数周恩来的脉搏，稍快一点。

    周恩来一语双关回答：“当然会快一点。”

    从23日至27日，毛泽东同周恩来、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。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搞帮派活动，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：“不要搞‘四人帮’!不要搞宗派，搞宗派是要摔跤的!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“四人帮”这个提法。毛泽东还说：“江青有野心。你们看有没有？我看是有。”他告诫王洪文：“我几次劝你，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，你总是听不进去!这一次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多住几天，好好想一想，写个书面检查。”

    在严词批评“四人帮”的同时，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。他说：“他(指邓)政治思想强。”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。“Politics（英语‘政治’）比他强。”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，“他(指王)没有邓小平强。”

    为强调言中之意，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，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“强”字。周恩来见状，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，且十分紧张，他待在一旁不知所措。

    谈话中，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，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，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，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：“就这样。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、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。”说着，他又在纸上写下“人才难”三个字。周恩来深解其意，脱口说道：“人才难得。”毛泽东含笑搁笔。

    王洪文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，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，能力差，年轻幼稚……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，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更不敢在主席面前再为江青说好话。

    27日晨两点，毛泽东单独约见周恩来，两个人又长谈了两个多小时。周恩来走出会客室后，毛泽东站在门口挥手送行。

    当晚7时30分，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，飞回北京，继续住进医院。

    第二天起，周恩来就忙于召集会议。这段时间，几乎是天天开会，有时在医院，有时去人民大会堂，有时去京西宾馆。开会回来，就在病房里修改报告，批阅文件。

    7天之后，即1975年1月5日，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。又相隔5天，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、政治局常委。

    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，他对一位副总理说：“告状没告下来，给了三个职务。”

    对“文革”的唯一一次抱怨

    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毛泽东发动的，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“不”字，唯独这一次，周恩来把心底压抑的郁闷情绪发泄了出来。

    据曾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乔金旺回忆：1975年3月周恩来手术后，他去医院探望。周恩来从乔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。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老乔啊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把我累垮了!”他的声调低沉而幽怨。

    是啊，“文革”以来，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在苦撑危局。

    从“文革”初期红卫兵大串联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，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办的。不仅身体严重透支达到了极限，精神重压也到了不堪承受的程度。此时的他已年过七旬。

    乔金旺眼圈红了，但他忍着眼泪，喉咙哽咽地叫一声“总理……”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宽慰总理。

    可是周恩来却凄凉地说：“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‘总理’了，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，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，我心里难受……不做事了，不能叫总理了。”

    陈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没有周恩来同志，‘文化大革命’的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    这是对周恩来在“文革”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。

    周恩来：“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”

    这一天，由李先念、乔冠华陪同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的客人。会见结束后，工作人员见杜修贤没有走，就赶快叫住他，为大家照一张合影。

    医院的工作人员早就想和总理合影留念，但一直见总理精神不好，没有敢提。今天大家见周总理精神特别好，又看摄影记者走得迟，于是乔冠华就向周总理提了这个要求。没想到周恩来一口就答应了。

    杜修贤知道总理有重病，不能让他多站立，于是迅速调整焦距，对好光圈，连着按了几张。拍摄完，大家三三两两地准备散开……猛然，大家被总理的声音震慑了，其实这不过是非常平缓的声音，却让大家惊恐万分：“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，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。”

    谁也不相信这话是从总理嘴里说出来的，大家愣愣地望着总理那平静和蔼却郑重其事的面孔，说什么也反应不过来，万般谨慎的总理怎么会说这样的话？

    霎时，大厅陷入沉寂，人们在困惑中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和惆怅!

    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从不随便谈论有关自己命运的话题，历来都是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，如果不是气愤之极，不是忍无可忍，他是绝不会讲这番话的!

สล็อต

    周恩来：“我不是投降派！”

    进入9月以后，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，癌细胞继续扩散，免疫力严重下降。周恩来本人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余日不多了。

    9月20日下午2时第四次大手术又一次等待着他……

    或许周恩来比谁都明白，一旦再上手术台很有可能再也苏醒不过来了。手术前，医生已经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，推车都已停放在他的床前，按规定半小时后进手术室。周恩来却突然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“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”上作的《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“伍豪启事”的真相》的报告录音记录稿，他拿着材料进了卫生间，将自己关在里面，竟然用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地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邓颖超在门外着急，几次敲门，可是周恩来就是不回应。

    “知夫莫过妻”，邓颖超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：“唉!又在写东西啊。”写东西？——遗言？大家暗暗猜测，也吃惊，难道总理挺不过这一关了？这是不祥之兆啊!

    张大夫看着手表，已经过了40分钟，他只好壮胆走进卫生间，但见总理在写东西，没敢提醒他要进手术室了。为确保手术顺利进行，医生又给周恩来补充了一些术前麻醉药。

    原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写了封信给妻子，说：“这件事以前我在全会上讲过，这次我希望还是发给各省、各军区负责同志，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为好。”并让妻子把这封信交给主席。

    从1972年6月到1975年9月，三年多的时间，周恩来作的《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“伍豪启事”的真相》的报告一直没有按照当时会议的决定，将报告录音和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交由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保存一份。这个心病也可以说是一个遗憾，一直伴随着周恩来走向生命的最后阶段。此时此刻，他多么希望党内都知道这个历史的真相，避免身后再有人利用这“伍豪启事”制造事端，毁坏他的名声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垂危病人的心病啊!

    周恩来直到躺在担架车上，还强撑着病体，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在给邓颖超的信上签上“周恩来”三个字，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：“于进入手术室，一九七五、九、二十”。

    周恩来即将被推到手术室的门口时，他突然说：“张大夫，你叫一下小平同志。”

    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，正站在走廊里，目送总理的推车进手术室。

    “小平同志!总理叫你。”邓小平连忙上前，一把握住总理的手。

    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，字字千钧，用最大气力高声说：“小平同志，你一年多的工作，证明——你比我强得多!”

    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评价。他这样做，一方面是对邓小平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，鼓励他继续大胆地干下去；一方面警告张春桥一伙人：我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支持邓小平的。

    担架车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，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，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：“我是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!我不是投降派!”

    他苍老且虚弱的声音，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。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。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，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……这时，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、李先念与邓颖超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。

    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，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，又是一次严酷的考验，但他坚持了下来。死神，又一次悄悄从周恩来身边溜走。

    但就在这次手术中，医生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，无法医治了。对此，邓小平指示医疗组：“减少痛苦，延长生命!”

    10月24日，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。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。

    “我是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!我不是投降派!”周恩来虽然这样说了，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。从大手术中挺过来的周恩来，不放心口说无凭，因此又在11月15日下午，让身边工作人员拿来笔纸，颤颤巍巍地写下了“我是忠于毛主席、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，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，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。”由邓颖超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。

    到此为止，两年多的时间，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13次手术。

    最后时刻，未见到邓大姐

    1976年1月7日，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，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，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。深夜11时，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。他微睁双眼，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，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。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，那里更需要你们……”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，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。

    周恩来说完这句话，却一直睁着眼睛，老是看门口方向。值班医生就问：总理啊，你有事吗，你还是找大姐？大姐已经走了。

    周恩来晃了晃脑袋，意思说没事，不找了。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。张树迎、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，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。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，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。

    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讲法，这是回光返照。不是好兆头啊。

    事后，大家十分后悔。那天晚上周恩来心神不定，眼睛来回看，一定是在找大姐。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总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没有想到要把邓大姐喊过去。结果这对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

    日历翻到了1976年1月8日这一天，农历十二月初八。俗话说“腊八腊八，冻掉下巴”，正是数九寒冬滴水成冰的季节。

    9点57分，吴阶平宣布抢救停止。

    毛泽东为什么没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

    周恩来追悼会后第三天，即1月18号，周秉钧与周秉德前往西花厅。周秉德问起，伯伯病重的时候，主席有没有去看？

    邓颖超正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：你们知道，主席对你们伯伯是那么器重，两个人几十年的这种革命战友出生入死，你伯伯后来的形象，如果主席去看他，两个人都会伤心，这样对两个人的身体和精神，都会有很不良的刺激，所以中央不同意主席去看他。

    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来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毛泽东正卧床侧身看书。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。

    总理的追悼会定在1月15日下午召开。在这之前，轮椅、氧气袋，一切抢救措施都准备好了，准备毛泽东去参加追悼会的。可是14日的晚上，毛泽东病情又出现反复。他呼吸困难，根本坐不起来，更不用说是站立了。当时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：“总理追悼会的事，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？”汪东兴回答说：“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，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。”

    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，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切活动。

    据张玉凤回忆：

    我一直守候在侧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中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，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，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。一句憋在我心里许多时的话，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，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：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？”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，这时，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，另一只手拍拍略微跷起的腿，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：“我走不动了。”

    就这样，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，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的电视。

    （摘自《周恩来最后600天》神秘岛电影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版，定价：68.00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