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淀区是全国首批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区，也是全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验区。海淀区教育科学院院长吴颖惠介绍，海淀区坚持育德与育心相结合，预防与矫治相结合，不断以教育、辅导、支持三级体系建设为抓手，通过心理课、实践活动、成长型校园环境三个课堂推进心理预防性教育；构建班级-年级-学校筛查机制，推进监测、识别、干预模式，开发智能化预约咨询平台，提供“主动式”心理疏导服务；创建分层危机管理体系，创新心理副校长模式，搭建区校、医教互联机制；分层分类提升全体教师心育能力，打造“全员式”科学育人新体系；深化校家社合作，打造“联动式”心理育人共同体，做到全程、全员、全方位地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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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庚子年，黄保真先生（1939-2015）逝世五周年之际，周泉根教授率众弟子，穷五年之力编纂的《黄保真文集》幸得出版。身后寂寞的黄老师，九泉之下，当会欣慰。书出来时，泉根嘱我写点纪念文字。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为应命，只匆匆写了片段感想，未能成文。时近年末，翻检图书，想起黄老师，遂将此前感想整理扩充，简要地谈一谈黄先生的学术思想遗产。

    黄保真先生199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到海南师范学院任教，不久即和杨春时老师等人，积极争取在海师设文艺学硕士点。由于师资不够，杨老师动员我加盟。1997年我从海南出版社转到海师。硕士点受挫于主管部门，杨老师失望之余，去了厦门大学。到海师教书后，常到黄老师家聊天，顺便也借他的书。印象最深的是，一次借了皮锡瑞的《经学通论》《经学历史》，翻开看，黄老师用红蓝黄三种颜色的笔，划了很多段落，整页书色彩斑斓，而且有些眉批。这样的读书功夫，我还真没见过，不由肃然起敬。向他请教问题，他总是和颜悦色，耐心有加。他若不同意你的意见，也绝不反驳，只是哈哈一笑。偶尔在他家看到一本杂志，上面有熟人的文章，说诗经是平民文学，楚辞是贵族文学，后来的中国文学之所以沦落，就是因为贵族文学沦落了云云。我颇不以为然，论断作者缺乏常识。黄老师也只是微微摇头叹息而已。但黄老师绝非没有原则的老好人。某年评职称，黄老师听一位申报者的课，事后断然说，此人评讲师都不够格，怎么能当副教授！ 由于黄老师的坚决反对，这位同事未能如愿晋升。几年后，我有缘听这位先生的课，他解释“画中有诗”的意思是，一幅画中题写有诗，还放出一张幻灯片为证。如此学养的人能在中文系长期任教，难以撼动，也是一奇。

    黄老师退休后，除继续给研究生上课外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，从先秦一直说到当代。他也知道独自一人完成这个宏大工程过于艰难，希望年轻人能承担一部分，尤其现当代部分最好由年轻人来写。多人合作著书，在黄老师，有比较成功的经验。黄老师和蔡锺翔、成复旺三人合著的《中国文学理论史》是公认的杰作，现在仍然是很多高校使用的教材。但在海师找年轻人与黄老师合作，几无可能。所以我建议黄老师先把自己可以完成的部分独立成书，不必勉强做通史。当时海师正在申报博士点，出书有经费保障。但黄老师似乎不为所动，他的理想是通史。没有年轻人加盟，黄老师身体也日渐衰病，此事只能搁浅。在这期间，闲聊中得知，黄老师1967年从复旦中文系奉调进京，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，直到1979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。

    近代以来，中国进入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迄今为止将近两百年，至少有六七代人，都在这个大变局中打发了一生。每代人，乃至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，所处境遇，面临问题，命运结局，各不相同，或者说各有各的幸与不幸。具体到大学教师或知识分子这个群体，他们的升降沉浮悲欢离合，可能要比农工商等其他阶层更为复杂多样；轻薄一点说，他们的人生故事更多，更精彩。而在几代知识分子中，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毕业于“文革”前的黄老师他们这一代人，确有不同于前后几代人的遭际命运。

    从后辈立场看，在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这个狭窄的领域，黄老师这一代学者的幸运有三：

    其一，他们在50年代入读大学时，遇到了好老师。黄老师的老师郭绍虞先生这一辈学者，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底，又有开阔的西学视野，能中西汇通者不在少数。清末民初的民族危机，培植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。新文化运动则使他们形成了郭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“范儿”——耿介，谦卑，自尊，放达，恭谨，严肃，温婉……种种精神风度气象，因人而异，可谓风采粲然。这种风度气象对学生的影响，可能不输于具体知识观念的教导。就我所见，黄老师对文学批评史所涉及典籍，大多能倒背如流，上课从不需要教材讲义。这样的记忆功夫，在民国时代的学者中可能稀松平常，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他既精读中国经典，从四书五经到皮锡瑞，又深研西学，从马克思到胡塞尔，他在《纯粹现象学通论》一书中所作的标记之繁多，不亚于《经学通论》。至于对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，就更不在话下了。上大学时在校园见到一感人场景：宋玉柱老师远远见邢公畹先生迎面走来，即侧身立于道旁，等邢先生走近时鞠躬行礼，邢先生微微点头作答。师生二人并无对话。这一“默片”深深打动了我。

    其二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理论学习特别是黑格尔、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必修课，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表现在学术上，黄老师他们这一代人，大都以建立体系，总结规律，从事宏大叙事为最高追求，不屑于零散琐碎的实证考据之学。相对于晚清以降到民国时期自发形成的学术秩序，这种新学术潮流，确也有架构新学科，开拓新视野的作用。90年代我多次拜访刘泽华先生，他也和黄老师是同时代人。刘先生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，他创立的王权主义学说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、政治和文化，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。这说明，任何主义，只要不陷于僵化、封闭，坚持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立场和态度，都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利器。

    其三，黄老师这一代人的学术研究至少在80年代获得了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相对自由。我读大学时选了宁宗一先生开设的戏曲研究课。宁先生说，他的老师华粹深先生认为，研究戏曲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泡戏园子。宁先生谨遵师训，带我们去中国大戏院看戏。更为过分的是，他老人家竟然向学校要了大轿车，带我们去北京人艺的小剧场看新作。1986年初，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讲习班，招生对象是中青年教师。我得到消息，明知自己是个研究生，学校不可能为我出这笔钱，但还是心存侥幸，找当时中文系系主任郝世峰先生，希望去学习。郝老师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回顾近四十年的学术，真正有重要创获的著作，大都酝酿、产生于80年代（多数出版于90年代），黄老师他们的理论史，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    连绵不断的社会活动和运动，占去了他们四十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。本该出成果的黄金年华几乎全部用在了社会实践。和黄老师同辈同专业的罗宗强先生，在“文革”后有专心读书的条件时，曾感慨说，夜深人静时，青灯黄卷，真有无可言喻的欣悦。但遗憾的是，90年代以后，大学遭遇日益强化的“数字化管理”，项目、经费、核心期刊等等约束，使学术研究完全变成利益的算计。黄老师这一代人，由于年龄的关系，可以在退休后自由著述，但一则他们被边缘化，学校的资源与他们无关。二则他们的身体日渐衰弱，精力不济，除极少数天赋异禀的长寿者，绝大多数人已经难有大的作为了。仔细数算起来，这一代人真正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，也就二十年而已。

    与此相关，这一代学者的恐惧深入骨髓。原因无须多说。影响到他们的人格，便是各种明哲保身的表现。我的老师刘家鸣教授，是资深鲁迅研究专家。十多年前，我向他请教鲁迅研究的一些问题。前不久回南开，和几位同学去看望孙昌武先生，他当年是我们的班导师。孙老师回顾自己一生，即使为了学术，也不宜图口舌之快，逞匹夫之勇。他话说得委婉，意在告诫我们，谨言默存。

    我认识的好几位先生和同辈学人，包括黄老师，都是谦谦君子，性情温和宽容，轻易不臧否人物，议论是非。但他们都非常喜欢庄子，阐发颇有心得。

    借庄子酒杯杭州张琰婚姻真相，浇自己块垒？ 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？ 我即庄子，庄子即我？